当行为主体认识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本质，并且为之确立正确的行为境界之后，理所当然，已经为这类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发展暨实施提升战略，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然而，仅此而已还不足矣大功毕成,充其量只能保证整个行动的大方向不南辕北辙，避免犯下致命错误走进死胡同，但由于行为主体还没能清楚地找到承载行为活动的具体路径，似此食古不化、不求甚解的的情况下，必然找不到有效行动的入口，只能咫尺天涯在外徘徊，遑论己经走在正确的路上还为时尚早。

而要寻觅有效的行动路径，作为充当国家开放改革开路先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自当要正身率下顺应新时代新经济的发展大趋势,由此而来，其建设、发展、管理、改革、运营和实施提升战略方面所触及并引发变化的内容，绝非是过往那些常规意义上的道理那么简单。毫无疑问，它将涉及国家生命体的根本性问题，面对于此，不可能依靠一般的外科手术加以解决，抑或凭一个处方包治百病，必须刨根问底追究国家（企业）生命力的真谛，通过溯本探源找出阻碍国家生命力产生的障碍，并实施“反求工程”加以摒弃，才能直捣黄龙，事半功倍，求仁得仁。倘若任意徘徊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之外，没头没脑地橫冲直闯，仅凭主观好恶选择性地行事，那么，则无异于鼠穴寻羊。

那么，国家的生命力的本质内涵到底是什么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由于国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命体，依照力学原理，其经营成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因而,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拥有或造就这种成功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兴与衰，本质上都反映了这种力量的强弱，可以说，人们在经济转型与新跨越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当然，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也不例外，其最终行动的依归，都是为了培育和造就这种力量。

如此说来，国家生命力的内涵也就不言而喻，追根究底，就是那些影响国家孕育、成长、兴旺发达和消亡的重大因素。如果把国家比做是一个不停运动着的庞大交通工具，显然，它就是那些促进或制约其快跑慢行的相关重大因素，诸如发动机的设计水平、车身配套标准、车况的好坏、车轮气压强弱、油质标号高低、路面凸凹状况，以及自然环境、天气气候和驾驶技术娴熟成度等。根据这些相关因素所处的层次、性质和作用的不同，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大类：

一类为原发性因素。它是国家诞生时就具有的先天力量，宛如自然生命体的遗传基因DNA，其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并且通过环境和遗传的互相依赖，演绎着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显然,作为生物体的生、长、衰、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密切相关。因而，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将其称之为“原动力”。

正如一部机动车出厂时，其整个发动机马力和优缺点都早己确定，不能因时因地因人而随意更改，车体其它部件也是根椐发动机马力要求而设定。体现在国家这类社会生命体中，它是由那些体制性、传承性、禀赋性和投资性等要素所构成。它们或是国民与国家关系的纽带，体现着国民的基本权利、责任和义务；或是类似于遗传基因，国家生命进化都是通过它们来实现；或是一种自带资源和流量，很大程度影响着国家的自身发展潜力和竞争力；或是一种生命的免疫系统,它对国家的生命健康成长、壮大起到良好的规范和保护作用。

显然，这类原发性因素的属性，其如同自然生命的基因一般，拥有物质性（存在方式）和信息性（根本属性）双重特质，有些直接以自身构造发挥作用，而有些则参与调控遗传讯息的表现。如此说来，它决定着国家的诞生、类别和先天质量，并很大程度影响着其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而，任何一种优越的国家制度和体制机制确立，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想当然行为，它客观上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规律运行。

二类为继发性因素。这是发生在国家的生命体内部，很大程度是由“欲求”的实现目标值所决定的，其具有强大的扬清厉俗（1）和勤能补拙的后发性。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它是国家生命体降生后生存、发展和壮大的主体力量，很大程度决定着国家的应激反应和新陈代谢能力。然而，这种力量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它是随着国家内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欲求”实现程度而涨落，因而,将其称之为“能动力”。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衰亡，很多时候都是国家内部要素资源配置优化程度的真实写照，然而，那些构成国家内部条件的生产要素、科技创新、流通手段、市场信誉、信息要素和综合竞争力等，绝然不可能自行优化的，因而，每当人们探究国家发展、治理和改革时，不能不紧紧扣住“人” 这一对国家生命成长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进行，如若忽视了对人的积极性的发挥，那么，任何其他方面的改革举措即使是非常理想和可行的，都很难产生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显然，这种非常具有能动作用的因素，在自然生命体身上的体现，就是促进其生命组织发育、身躯健康成长和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的那些关键因素。反映在国家生命体中，它就是构成和影响国家组织良性运动的那些政策和措施方面，主要由运行性、创造性、动力性和基础性等要素所构成。它们或是反映国家和社会舒适度的痛感神经;或是充分体现国家和社会的整个开启能力;或是经久产生国家、社会和公民动力的荷尔蒙;或是构成国家生命伟岸形体的组织硬件等。显然，任何国家生命体的健康和快速发展，都是由多种重要因素有效作用的结果，而非是单凭依靠某种投机取巧的经济杠杆操作，而进行揠苗助长所能够长期奏效。即便能逞一时之快，也仅仅是饮鸩之渴。

三类为诱发性因素。它是一种来自于国家生命体外部的矛盾性力量，由各种自然、社会、经济、市场和政冶等客观因素所組成，其具有非常明显的反作用性。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既能给参与市场活动的国家生命体带来希望，同时又增加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由于这种力是产生在国家的外部，并且是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承受和应对的捉摸不定力量，需要人们不断地对其利用、规避和转化，才能够真正产生出积极的意义，因而,将其称之为“外动力”。

显然，对于强者而言，这种来自外部竞争的压力，更多地都能够实现“质”的转换，在强者眼里，压力是羊羔，于是就产生了强者逻辑:“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就没有活力。”很多时候，无论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企业，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国家，它们所取得的一点一滴进步和成功，都是自身抗击打能力超凡脱俗的体现，有道是不经风雨, 怎能见到彩虹。而对于弱者而言，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就成了猛虎，它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生存威胁，要么通过压力的千锤百炼，使自身茁茧成长；要么被压力俘虏，成了盘中之餐。

不言而喻，对于自然生命体而言，这种外部因素更多的就是社会生态和生物链等。反映在国家这类社会生命体中，则集中体现为客观生存环境、和谐态度和驾驭能力等方面，大凡是由稳定性、循环性、开明性和舒适性等诸多要素构成。它们或是减震器，或是能量端口，或是生存空间，或是发展生态等。无论它们之中的那一种外部因素，都存在正向和负向的作用力。显然，能否正确地规避、利用和破解这些矛盾性因素，将直接关乎国家生命体的能量交换、生存空间和生命进化。

现实世界中，那些构成国家生命力的每一种要素，它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其背后都拥有若干相关因子的强力支撑，而每一个因子的后面，又排列组合着数不胜数的分子。倘若对国家生命力形态进行动漫，它就是由国家生命力要素——要素分解而成的因子——因子组成元素的分子等物质和精神因素，所井井有序堆砌起来的一座壮丽金字塔。而如果作一番解读国家生命力的要素系光谱，大凡分布如是:

对于国家原动力方面，其所包含的体制性、传承性、禀赋性和投资性等要素，分别由国体、政体、所有制、体制，文化、宗教、教育，资源禀赋、装备、人口质量，结构、产业方向、环境等因子构成；

对于国家能动力方面，其所包含的运行性、创造性、动力性和基础性等要素，分别由行政、司法和非政府组织，科技、市场、产业水平，人才、公平、欲求平衡，经济、技术、设施、教育的能力等因子构成；

而对于国家外动力方面，其所包含的稳定性、循环性、开明性和制衡性等要素，则分别由社会、民族、地区、就业，政策导向、市场规模、国际性，党派、新闻、社会、法律的监督，软硬实力、国际关系和军事能力等因子构成。

并且随之社会的演进，国家生命力的要素系光谱不可能一层不变,将不断发生增减和轻重变化。这种增减和变化的程度,不仅有螺旋式地逐步推进和上升,而且伴随着变革烈度更有疾风暴雨似的突变。

正是由于在现代社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国家这种社会生命体的支撑力已经发生裂变，即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那种把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动力，“三者”之间囫囵呑枣混淆成一种“力”，而彻底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三力”，因而，由此所引发的相关方面的改革也就不可避免。也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世界主体的国家自始至终都有“三力”的作用存在，才使得其钢筋混泥土和人所等构造的身体，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相比更富有生命活力和内容。而这种生命力与活力的强弱，取决于不同国家各自的生命抗争状况，即原动力和能动力同外力的相互对抗、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结果。

显而易见，由于“三力”的作用不可否认的存在，并且它们相互间的作用力发挥程度各自有所不同，才使得不同的国家生命力强弱不同，生存、发展的状况也就千差万别了。因而，当人们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和优化治理时，就不能不溯本探源摸清促进和阻碍国家生命力产生的源头；不能把构成国家生命力的整体因素——“三力”，人为地割裂开来谈论，顾此失彼，你唱你的调，我吹我的号；更不能拾一漏百，抓住芝麻，却丢掉西瓜，疲于在面上奔跑，而撇下国家改革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那些根本性问题。

不言而喻，国家所产生的任何问题，都绝非是什么偶然，而是国家“三力”作用的客观外在表现。当国家生命力构成要素缺失时，将导致其相关的力不归位而影响生命力之间的互动；当忽视国家相关要素所发生的突变时，将导致生命力相互间的作用机理失衡；当忽视国家相关要素力产生的障碍时，将导致国家机体内伤而致使生命力不能有效地迸发。

凡此种种，使得构成国家生命的“三力”作用，根本难以正常产生效果，甚至仿佛床上架屋——互相掣肘，乃至无端地抵消。那种国家生命力严重不足的后果，必然是百病缠生和一厥不振，以致社会矛盾如暗流涌动，随时可能引发巨大的波澜。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自始至终都有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动力的作用存在，并随之“三力”彼此之间的相摩相荡，才使国家获得经久不息的动力源。

如此说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国家或企业组织的生命力存在于“三力”之间的力与力相互关系中，那么，构成国家或企业生命体的原动力、能动力、外动力作用与否，以及每一种力的作用程度的强弱，即导致了国家或企业组织出现形形色色的结果。

倘若假定“三力”即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动力的作用点，都毫不例外地分布在一条直线上，由此根据它们对国家或企业组织的作用力程度不同，也就必然会产生如下五种不同的关系式：

第一种关系式。构成国家或企业生命力的原动力、能动力与外动力三种力量，都截然没有对国家或企业生命体进行任何“力”的作用表现，统统都停留在原点。很显然，此种关系式中，如若把三点连成一线，就仿佛是心电图检测结果为一条直线的“等电位线”，那是一种心律衰竭的不好罩头。反映在国家生命体中，显然是一种亡国灭种的悲惨光景，而表现在企业生命体方面，则无疑是破产倒闭的真实写照。

第二种关系式。那种对国家或企业的生命成长，具有压迫性的外动力有所作用，而那些对国家或企业的生命成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动力和能动力，却没能够产生作用或作用力极弱。反映在国家层面，表明其原有的国家生命体形态已经分崩离析而不复存在，或特定的政权组织发生不正常的更迭，处于人亡政息的状态；反映在企业层面，则表明该企业组织处在停产半停产的倒闭状态。

第三种关系式。分居国家或企业生命体左右两边的原动力和外动力，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而真正处于国家或企业生命体中间地位的能动力，却形同虚设没有起到作用或所产生的作用力极小。如此光景，表明国家或企业所建立的制度和体制良好，但现有政府组织人员的治理能力欠佳，或企业领导班子的经营管理不善等。

第四种关系式。构成国家或企业生命力的能动力已经产生作用，并且其外动力也对国家或企业生命力的产生作出了积极贡献，而原动力对国家或企业生命力却没有作用或作用力极弱。此种现象，充分表明国家或企业的制度和体制等顶层设计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中，很大可能是财产组织形式虚拟或政权产生形式缺乏正当性，导致国家行政或企业管理的主动主体，与那些被领导或管理的次生主体之间成了“两张皮”，虽然某些时候依靠良好的选人用人也可以产生一时兴旺，但这种把希望寄托在人治方面，必然不可能维持长久。

第五种关系式。不仅处于中心地位的能动力，对国家或企业生命力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分居左右两边的原动力和外动力，都不约而同地对国家或企业生命力的产生都作出了自身应有的贡献。此种模式，所反映的是构成国家或企业生命力的“三力”即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动力，都已经处在正常作用的状态，显然，这是那些欣欣向荣国家或兴旺发展企业现状的准确表达。

显而易见，由于在这些各色各样的关系式中，各种力产生作用与否，以及每种力发挥的强弱程度如何，将导致国家或企业出现形形色色的结果。毫无疑问，这是对世界各国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的理性总概括。无论是那些发展状况良好的国家或企业，还是生存形势每况日下的国家或企业，甚至是那些国已不国的国家或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它们都可以在五个关系式中寻找到自己的的位置座标。

当然，从这些不同的关系式中，还可以形象地观察导致国家及企业经营状况千差万别的根本原因，并据此归结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及企业运行状况的显著不同，即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环境下，支撑国家或企业的生命之“力”产生方式不同。

处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由于政府既充当社会经济管理者，又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似此“政资不分”的后果，必然建立“政企不分”的企业制度。国家犹如一个巨型工厂，每一个企业成了厂内的一个车间，企业内的一切生产要素都成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和政府意志的拷贝，加之短缺经济时期那种生产决定消费的特点，无需政府、企业担心产品花色品种的单调而卖不出去的问题。由于维系企业再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皆由政府计划配置，产品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因而，企业不承担任何市场经营风险，只是在政府的指挥棒下进行一种单调、重复的直线运动。

换言之，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由于政府是企业的主宰，支撑企业生产运行的“力”即“原动力”和“能动力”都主要来源于政府自身，而组织企业生产活动的厂长和从事具体工作的职工，一方面，充当这种“力”的载体；另一方面，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方针、政策的高压，时断时续、时强时弱地也产生出一些“能动力”。由于没有市场竞争产生的压力因素的存在，使得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力度和定价政策，整个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内无不时刻徘徊着政府的影子。

而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组织的活动空间已经远远地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范围，加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支撑企业生命延续的力，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二个即原动力和能动力，变成为了三个即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力，并且改变了以往那种原动力和能动力合二为一寄寓政府一身的境况，泾渭分明地分割为源于出资人（政府）为代表的原动力，产生于企业内部经理人和职工之类的能动力，并新增添一个来自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外动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力的构成数量增多和分割现象的出现，才有理由要求政府角色转变并归位，只能享有出资人权利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需要改变传统计划经济那种大包大揽的行为，实行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也正因为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国有企业，由于其骨子里还没有发育和生长出市场经济的机制元素和背负着历史的沉积，因而有理由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消除其市场化的障碍，不能简单地一推了事；也正因为昔日那个只是政府的生产车间的企业，而今已摇身一变成了市场主体，才有理由要求其人格化的化身——经理人的权利和责任到位。只有三力都归位，并各自都充分发挥出功能，企业才能有效地实现“三力”合一，从而产生出强劲的生命力与活力。

个中还不难发现，那种市场与计划混合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效率极高，都是因为，它吸取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管理体制的优点，即通过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并举，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分配平等的经济运动形态。这种模式在世界经济量变式发展期间，特别有利益资源导向和集散，即能够在统一组织协调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而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难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因而，容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至于市场经济体制，由于难免夹杂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以致往往容易把民主沦为民粹，进而导致国家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政治失灵、政府失能”的不良现象。

但当世界经济的量变式发展到极致，一旦步入质变式的发展期间，由于是以发掘事物潜能为基点，所需要的不仅要有市场与计划混合的制度生产力，更需要发挥社会单个行为主体的科技创造性，因为，作为组织单位是不太具有这种客观能动性，因而，值此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已发生改变的条件下，若政府管理组织的思维方式不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就会造成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阻碍经济基础与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使组织自身的工作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得不偿失。

然而，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中，很多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组织正是由于对国家生命运动轨迹缺乏意识，对新时代新经济的本质不知所以，以及对国家生命力的真谛想当然，乃至在思維方式转变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如此不能与时俱进的结果，使得作为国民经济转型与新跨越开路先鋒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往往心有繁星，却不能沐光而行，每毎事与愿违，如之奈何。之所谓：境界决定高度，视野决定宽度，格局决定结局。

从出发点方面看，不是充分利用自身的综合优势，使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从整体上朝着质变式的方向去努力，而是更多的依然沉迷于用不同方法去进行过往那种旧经济的量变式发展。似此对国家不同生命期间的独有指纹视而不见的后果，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无情地践踏了新时代新经济的客观需求，以至于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环境格格不如，即便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获得一些所谓的粗放发展，但必然都存在有机性割裂、生命力缺失和成长点虚置等弊端。而那种不以雷霆手段促及灵魂，进行生命机能蜕化、改造和生发，以谋求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最大发展公约数的结果，必然将使区域市场陷入“公地的悲剧”的恶性竞争。

从着力点方面看，不仅没有根据经济发展所处的拐点时态去应对，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进行平铺直叙的弄鬼掉猴。由于潜意识内都没有追究所处生命期间、拐点以及量变、质变的萌动，以至于不能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生命运动的脉搏，大凡都存在生命轨迹的混沌、生命需求的莫然、管理层级的枉纵。正是那种认识与行动错位所导致的药不对症，使得很多地方的经济转型与新跨越，抑或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管理和改革方面的努力，往往有意或无意间变成了病急乱寻医。如此一来，不仅使诸多千载难逢的大际遇白白浪费，而且还如逆水行舟，往往不进则退，终将不可避地给国家和社会种下无尽的苦果。

从成长点方面看，不仅没有树立从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治理结构求发展的理念，而是依然变着戏法进行外延化的量变式盲动。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在发展方式上较之过往更加注意科技含量、经济结构、区域联动和互联网经济等，但从大格局上还没有跳出传统思维惯性的窠臼。特别是那些新兴体国家更是仍然旧梦不醒，往往都是国内没了撒银子的好去处，就千方百计地向境外钩深图远。而真正眼睛向內深化改革求发展的选项，还是漫不经心的面上敷衍。

从外溢点方面看，不仅没有形成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大开大阖，而那种不切实际的自我优先、同温层取暖、小确信自喜，以及小天地自闭、小集团自乐乃至强权式围堵，却似乎变得越演越烈。以至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所带来的大数效应，不能真正有效地惠及国家和世界，还因为那种全球化逆流、无端的贸易壁垒与割裂，而使世界国家或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生存发展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和困难重重。

从行为方面看，不仅没有破茧出与新时代新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新思维，而是依旧难以释怀过往旧经济时期的“三板斧”。很多地方经济转型与新跨越中，总是沉迷于从金融、财政、税收、投资、贸易、市场、股市等杠杆的操弄，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过程中，则总是乐此不彼地在其外部特性方面进行夹被摩疼，而不愿意下大气力在功能深化、叠加、嫁接和重构等方面做文章，更不懂得如何在其内部特性方面加以努力。殊不知，那些耳孰能详的小手段，若对过往量变式发展堪称灵丹妙药，而对于时下质变式的国家经济转型与新跨越，抑或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则无异于是隔山打牛，扬汤止沸，必然是越改革越危机，愈推动愈适得其反。

凡此种种，俨然充分地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必须从那种为争取生存进行建设发展，转到从追究这一特殊事物的生命力真谛出发，即弄清构成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这一社会生命体的原发性、继发性和诱发性关键因素，并根据相关环境条件与之相对照，找出所对应的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动力的要素构成缺陷或障碍，并釆取非常得力的措施有针对性地对那些短板相机行事、填平补齐，以及有的放矢地摒去那些阻碍生命力产生的阻抗，以实现自由贸易试殓区(港)构成要素的归位，从而达成其生命体的“三力”合力最大化。

有鉴于此，从国家（企业）生命力的真谛探究中，不难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值此世界经济发展处于“质变式”的新形势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作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开路先锋，其建设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必须不蹈人旧辙由表及里，而应当由内而外，表里兼治，才能收到实效。道理很简单，这是当下深化改革之际，“里”急于“表”之故。正如海明威所言：“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

换言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人们在思维方式转变方面，不仅需要拥有人文传统，懂得政治下面的温度和气度，而且更需要把政治与理论、技术有机结合。如若跳不出传统思想理论的利锁名缰（2），总是美其名曰作好发展和改革方面的顶层设计，实则仍然是在过往的旧观念中，不断地城头上跑马——兜圈子，那么，由于行为主体豁目开襟以否决定着结局，无论怎么费尽移山心力，都难能有效地关闭老世界，开启新天地，翻新出什么大花样，最终所获结果，必然是“画水无风空作浪，绣花虽好不闻香”。

注释：

（1）扬清厉俗。出自南朝《梁书·处士传·诸葛璩》，意指发扬清操，激励世俗。它用以形容提倡和鼓励社会上的清廉行为，以净化社会风气。

（2）利锁名缰。出自宋·方千里《庆春宫》，意指名利束缚人就象缰绳和锁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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