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贸试验区港建设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中，作为操盘手的地方政府与园区管理组织已经在思维方式方面，实现了从过往侧重于“五大自由”的表象认识，转到以“高地性、诱发性、引子性、外溢性、流动性”等为核心的本质认识，从“唯信、唯我、唯沌、唯势”的形而上学境界，转到“唯无”的唯无而治境界，以及从争取生存转到追究生存的真谛和从培养活力转到造就生命力之后，可以说，仿佛诸葛亮爬高楼——万事俱备，所剩下的就是如何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东风了。

只是此“东风”非彼“东风”，它是认识事物自身应有特性的表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是解决所面临发展问题的根本。因而，值此大变革、大发展、大转型的新时代新经济环境，若要有效实现国民经济转型与新跨越，抑或实施自贸试验区港提升战略取得巨大成功，唯有打开这一根本左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阀门，翻过最后这一重高山，才能突破行为主体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束缚，从容不迫地驾驭国民经济发展所呈现的新常态，高屋建瓴地开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征程，最大限度实现国家治理和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制度优势转化。毫无疑问，其宛如绿茵场上的临门一脚，具有一举定乾坤的非凡意义。

那么，而今新时代新经济的本质特性是什么呢？若要破解这一非同寻常的命题，显然，采取轻描淡写就事论事将无从谈起，必须解铃还需系铃人，以超然的姿态对人类社会所能创造出的社会基本经济类型加以审视，以求骑马找牛，功必倍之。

如此说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基本经济类型到底有哪些呢？尽管鉴于观察角度的不同，过往人们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程度，曾经就不同时期的经济特性做过诸如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不同表述，但若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构成、元素质量水平和整个价值创造方式等方面去加以综合考察，就不难发现，人类所创造社会经济的发展类型，客观上都大体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可数性经济”，另一类则是“可塑性经济”。对此，绝非是什么主观凭空杜撰，这是行为主体创造社会经济时，它们所秉持的不同出发点、立足点和着力点所根本决定的。

所谓“可数性经济”，它是一种以物质资源、资本投资、自然环境和经济杠杆等显性因素为条件，以简单思维逻辑出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行为更多的是一种重复的机械运动，讲求的是一种熟能生巧，提倡“双增双节”、产品创新和质量控制。所追逐的只能是有限的“值”，盈利方式是一种闭合的、静态的、单相的简单方程。倘若一旦把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倒腾空尽，眼前的整个大好形势就会陡转直下。很显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由于所需要的智力含量极低，所涉及到的更多是数学问题，因而，往往被人们称之为“傻子瓜子”。应当说，过往旧经济时期包括早期的现代市场经济时期，所展现出的各种经济形态，都可以大体上归属于一种“可数性经济”的范畴。

而所谓“可塑性经济”，它是以发掘事物、市场、社会和体制等隐性因素的内在潜能为出发点、立足点和着力点，以超然创意作手的多维发展模式，抑或是将一切物质注入新的灵魂，使之与人和环境达成高度的统一与和谐，以实现价值的持续升华。顾名思义，这种别开生面的经济发展方式，讲求的是一种被塑造的可能性，即着眼点在于存量的挖掘、要素的优化重组和经济价值的放大，因而，其行为更多的是思想创造和体制机制的革新，所追逐的是可持续的、无限的“量”，盈利式是一种发散的、动态的、多相的复杂函数。由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智力因素极高，往往能够起到出乎意料和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以致被称之为智者的游戏。显然，过往旧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或多或少有一点这种影子，但从其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流看，与之还相差甚远，应当说，它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科技化条件下，世界经济量变式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

显而易见，过往那种沉迷于拼资源、拼投资、拼环境和拼杠杆的“可数性经济”，与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科技化和创意化的新时代新经济环境下，那种以发掘事物潜能为基点，着眼于思想创造、体制创造、科技创造和项目慨念策划的“可塑性经济”，两者的根本价值存在天壤之别，不可等量齐观，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从表现形式看，一个显性，一个隐性。“可数性经济”往往体现为常见的产业、产品、渠道、业态和服务，其实现的逻辑和途径非常简单明了，一般表达清晰、直接，让人一听就懂，一看就明，较容易捉摸，并且或多或少都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由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很容易引来社会跟进模仿，以至于常常是后来者居上，企业或产品难以当红百年。在利益回报方面，也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往往导致市场竞争白热化，致使受外力挤压而盈利空间越来越小。

而对于“可塑性经济”而言，由于它极大地提升了那些产业、产品、科技、渠道和服务等事物被塑造的可能性，因而，从它们整个表现的形式和内容看，一般都各自拥有独特的核心技术，很少存在那种撞脸的产品和固定成型的的业态。观实中，虽然构成某种经济体的细胞，就单元而言并非都与众不同，但它们或是通过功能附加、或是进行特别重构、或是形成聚集效应、或是进行某种创新、或是开创个性服务等，使得那些经济角色所展现的姿态，常常都是是亦非是，非亦是非，如此一来，往往把那些物质的产品演绎成精神的产品，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因而，能够发掘潜在市场，引领时代消费潮流。正由于它具有不可复制的特点，往往能够获得巨大的超额红利。

——从形成过程看，一个简单 ，一个复杂。“可数性经济”自身成长能力的培养和造就，更多的是依赖那些创造价值的显性因素的直接发挥，主要包括人、财、物等物质性因素，企业组织、企业技术、工艺和理念等非物质性因素，以及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循环性因素，因而，其产业、产品、渠道和服务的生产技术构成、价值构成和价值结构都较为平常，虽然它们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但那只是相应的手段而已，宛如其他生产要素的角色一般，并非是充分必要条件。正由于缺乏市场穿透力，因而，那种投资、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希望,但凡量化投资或对外贸易有风吹草动,就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而对于“可塑性经济”而言，其自身成长能力的产生，则仅仅依靠那些显性因素的直接发挥远远不够，不仅需要跳出“三界外”，不在此行中，而且还需要拥有超凡脱俗的议题（概念）创造能力，把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层级和不同利益主体等要素，充分调动并有机地调合起来，并形成巨大的化学反应后，产生出具有质的不可比较性的使用价值和体现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关系的价值，显然，这是一个变平凡为伟大、化腐朽为神奇的玄妙入神过程，只有通过超然创意策划的栉风沐雨洗礼，使那些期期艾艾和味同嚼蜡的僵硬要素活化出灵气，像人体的经络一样，见其神而不见其形，不断地滋养着相关产业、产品、业态、渠道和服务，才能达成人们所期盼的经济发展目标。也正是由于它们自己别开生面，并且各自别有洞天，另藏蹊跷，以至于在市场上往往能够风声水起，宛如天马行空，高开高走。

——从价值含量看，一个可数，一个可塑。“可数性经济”的价值可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往往以显性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因而，伴随着巨大的物质消耗产生了难以承受的资源和环境破坏，给社会带来了不可持续的问题；二是由于这种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使得各个生产环节及其成本非常透明，使之每一种行为活动的所得所失成了公开的秘密；三是往往由于世界市场消费容量的有限性，与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某得彼失、彼得某失的“零和竞争”，常常使得市场行为主体不得不采取大幅跳水以谋求生存，甚至竟争失败而功亏一篑。

而“可塑性经济”的价值所存在的可塑之体现，一方面，由于它是以发掘事物、市场、社会和体制等隐性因素的潜能为基点，因而，随之人们认识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可以向纵深方向发掘的潜力无限；另一方面，往往由于实现了广阔空间内的要素勾总，不仅使得每一个地区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对象变得不在短缺，有效地削弱了市场垄断资源的投机，而且还由于产品和服务中智力含量的极大提高，极大地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经济社会的建设；再一方面，由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创意型经济，往往在市场上缺乏可比性，正是因为拥有某种独有和智力的专利等，使得一种行为活动能够获得极大的溢价利益，而社会又无可厚非。

——从影响程度看，一个面窄、时短，一个面宽、时长。对于产业或企业而言，其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产业关联度，它是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互相关联、互为存在前提条件的内在联系。二是价值链，它是一个商业体系，所反映的是产业或企业营运或功能行为的顺序。三是更新周期，它是指技术、产品或服务更新一次所需用的时间，是衡量世界总体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随着社会的科技进步和信息化的发展，这种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显然，但凡产业或企业的关联度越高，价值链越长，对社会经济的促进和带动作用较高，而在技术、产品或服务方面更新周期越快，则不仅对产业或企业自身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外溢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在“可数性经济”这种以显性要素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方式下，由于其产业与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互相关联、互为存在前提条件的内在联系较为简单，因而，其产业影响力系数和产业感应度系数不高，使之对其它产业的发展推动作用和受各产业部门影响的程度有限，导致对区域经济的促进和带动作用较低。在价值链方面，又由于其相关的价值链较短和沒有同时使用两个或多个价值链，使之难以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再者更新周期不长，使得技术、产品或服务在市场的有效时间大大缩短，导致其影响力缩水，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一阵风而过，难以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对于“可塑性经济”而言，则无论在关联度、价值链还是更新周期方面，都与“可数性经济”的状况恰恰相反，其行为活动所涉及的空间较为宽广、整合的内容众多、经历的环节极为复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使得受众多而影响宽广和经久不息，很多都渗透到灵魂深处，因而，这种新时代新经济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意义。

显而易见，过往旧经济环境下的那种“可数性经济”发展方式，宛若航天领域的摄动制导，即规定好具体路径，引导火箭到达指定目的地。如“天宫”与“神八”交会对接任务之前，使用的是摄动制导；而新时代新经济环境下的“可塑性经济”发展方式，则是犹如航天领域的高科技--迭代制导，即只限定目的地，不限定具体行动路径。它是一种自适应制导技术，轨道飞向预定目标的时候通过实时迭代计算的方式不断进行修正轨道、逼近目标。

不言而喻，人类过往走过的漫长经济发展历史，大凡都属于“可数性经济”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久久难以破解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谜底。而处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环境下的新经济，显然是一种“可塑性经济”。

与之相对照，让人不能不说，现今很多地方所推进的经济转型与新跨越，其发展方式还沒有跳出“可数性经济”的范畴，即便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没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也几乎毫不例外，对此，只要从其设立主旨、基本功能、目标追求、产业发展、运营对象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加以审视，就不难洞若观火。而企业世界里，只有华为、大彊、比亚迪、阿里巴巴和腾迅等一批现代企业，拥有较为突出的“可塑性经济”影子，但不得不承认，除华为、大彊和比亚迪之外，它们都或多或少可塑了行政的因素，抑或更多的可塑了市场的不成熟性，从整体上加以观察，都仅属于特殊时代的产物，只是与新时代新经济走得更近一点，由此显得更“范”一些。

放眼全国观察，若以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而论，真正能够具备发展这种“可塑性经济”的地方，毫无疑问，莫过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以及各种国家综合试验区等，因为，它们最为具备与之相应的各种发展条件。

从“空间格局的广阔性”看，它所反映的是项目业务范围所涉猎、牵动的空间大小，其决定着项目的可利用资源和生存发展机会的多寡；

从“业务指向的流通性”看，它反映的是所搭建大平台（市场）营销的某类国际商品，在市场上快速买卖时而不导致价格大幅波动的能力，其决定着项目的市场化水平高低；

从“运营模式的价值性”看，它反映的是项目所展现出的业态具有的创意性程度，其决定着项目的价值含量、附加值高低和超额利润的大小；

从“价值取向的间接性”看，它所反映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效能的发挥和利益实现模式的创新性。其决定着项目所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盈利点的多寡；

从“目标追求的集合性”看，它所反映的是入园项目的目标追求方向存在的共同性，即都以促进和加快区域经济的“流”作为本质目标追求，其决定着入园区产业和项目建设发展的基本形态。

显然，正是由于它们所拥有如此众多可塑的潜质，决定了以自贸试验区港为代表的国家特殊经济功能区，其经济现象可谓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可塑性经济”。因而，这类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能否从过往那种“可数性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到与新时代新经济相适应的“可塑性经济”发展方式，以把握住未来市场的脉搏，乃是其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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