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正确的行为 “出发点” ，是大道之灵魂、大治之佛法、大业之笫一粒纽扣、大成功之基石。庄子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考察人类社会的行为 出发点，大凡不外乎唯信、唯我、唯沌、唯势、唯物“五重境界”。与人类行为的“五重境界”相对照，不难看出，过往世界国家（企业）经济发展所起得的成功，大凡都没有跳出那种唯信、唯我、唯沌、唯势的形而上学意识的窠臼，更是与那种触及事物灵魂的“唯无”思想境界相弃甚远。

   然而，之所以某些国家（企业）也能在某一阶段歪打正着，甚至把一个积贫积弱之国家发展推上神坛，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富可敌国，如果对过往世界国家(企业)经营成功作一番画蛋 乃是更多的得益于某种客观造化、时势作甬和红汞碘酒等无影推手，而绝非是人们的主观努力已经达到惊世骇俗，更不能自吹自擂地以为创造了什么模式。

 从“客观造化”方面看，世界很多国家(企业)过往所取得的成功，更多的得益于把握住世界经济发展处于量变的历史契机，而并非是国家改革、治理和发展方面的出发点正确的结果。正所谓:一俊遮百丑，一黑毁所有！

之所以作出如此论断，乃是因为，大凡国家生命运动轨迹与蝴蝶生命演化过程相仿，都秉承“4313”的生命密码运动。按照国家生命发展的“四个期间”，即卵——幼虫的生命孕肓期、幼虫--成虫的生命生发期、成虫--化蛹的生命升华期和化蛹——羽化的生命化蝶期，所表现的特点而进行推断，现代和当代很多国家所处的生命发展期间，正是处于“幼虫—成虫”的生命生发期。

当国家处于此期间时，管理和发展所体现的是特定状态下的常规性活动，虽然根据管理和发展内容的细微变化，需要对行为重点进行相应调整，但国家工作重心都是围绕发展(运营)活动转。正是由于以整个管理、改革和发展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活动，勿需涉及更多深层次的要素，因而，那种显性要素的投入、运行机制的调整和人海战术的操弄，就成了人们财富开门的敲门砖。而那些发展过程的深层次矛盾，往往都能够被疯狂的量变所掩盖和抑制，以至于很多国家不仅得以侥幸的苟且偷安，而且还可以勿需消耗脑细胞就轻易收获。

而当国家(企业)发展处于“拐点”而产生突变时，由于生命成长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种旺盛的、萌动的生命内在需求迫切需要获得新的“欲求”平衡，因而，管理的内涵也必须随之相应的改变，管理所涉及的不仅是管理方式的调整，它所需要对管理体制、机制、理念、组织、模式、渠道、人事等进行全面变革与调整。如若国家(企业)生命成长处于“质”变阶段，仍固守陈规而不能处理好“破”与“立”，就会造成生命内那些积极的要素困顿、休眠和流失，使之丧失生命内部的推动力量而停缓前进步伐。和第四章国家生命运行轨迹的混沌内容一样

显而易见，近年来那些创造发展奇迹的新兴国家经济体，更多的是得益于把握住了国家从幼虫到成虫这一重要的量变期，而且这些国家都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客观上为量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那些依存于国家生命体的经济细胞——企业，则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的一种造化，无非是能够因时因地充当了量变的微观角色罢了。值此大背景下，无论什么企业，也无论采取什手段，只要能够从政府或社会掠得资源，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从中也就不难诠释，为什么新兴国家经济体，总是能够以拼资源、拼投资、拼环境而风声水起，而又总是伴随着世界市场供过于求而痛苦地无声无息。

换言之，过往世界很多国家和企业所获得的一时发展成功，更多的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绝不能沾沾自喜地以为掌握了什么天道而不可一世。

从“时势作甬”方面看，很多国家(企业)过往所取得的发展成功，更多的得益于把握住世界经济发展的落差、国际政治大气候和乱棍经济的现实机遇。

西方国家过往的欣欣向荣，是在世界经济处于量变的大背景下，依仗“圈地运动”、“发现新大陆”和“殖民掠夺”的原始积累，以及两次工业革命所创造的技术和资本优势，抢占了世界产业的食物链顶端，从而轻而易举地成了肉食天下的狮子。然而，这群猎杀成性的商业动物，为了通吃世界而疯狂输出资本和技术的结果，不经意间在世界市场上营生了一群群血性的“野水牛”，使世界商业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并且大有成为西方掘墓人之势。

亚洲四小龙过往的发展，也是在世界经济处于量变且两极对抗的背景下，通过拥抱世界头号霸主美国的大腿，凭借与巨人同行而获得残羹剩汤的发展机遇。也许正是如此，台湾投机分子柯文哲就无知的狂言出“殖民进步论”：“全球四个华语地区，被殖民的历史越久，这个地方就越进步。不好意思的讲，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中国大陆好。”无独有偶，台湾小朝庭的“前总统”李登辉，也曾把日本对台湾五十年的殖民历史，无耻地歌功送德为“命运共同体”。不过，连日本政府也都羞于回应。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体，则是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的风潮，而适时推进国家改革开放，从而搭上了世界经济量变发展期的末班车。一方面，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排山倒海的涌入，成了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此期间，西方国家沉醉于吹“知识经济”的虚拟产业泡沫，从而引发了实体产业的转移浪潮；再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忙于南联盟战争、阿富汗缠斗和沙漠风暴。世界警察无暇围追阻截的结果，给中国等经济后发国家获得了千载难逄的喘息和发展机会。正如美国反战网所言：美国如今忙于在世界许多角落轰炸、制裁，总的来说是在撒播痛苦与不和的种子。而中国一直忙于赚钱致富，并且鼓励别国也那样做。美国在耍枪杆子，而中国寄希望于黄油。

仅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功不可没，他的南行讲话所启动的新一轮改革不失为历史的浓墨重彩；而顶住国内落后思想观念压力，推进中国加入WTO的国家总理朱镕基也值得点赞。无论对巨人们某些行为是否认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若没有他们所主导的纲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目张，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更没有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中国老二。

很多企业过往的的成功，则莫过于得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下的“乱棍经济”之功。追究众多企业的发家史，从产业方面看，更多的是与资源和环境掠夺方面息息相关；从机会方面看，无不是从每次国家体制机制调整中混水摸鱼；从行为方式看，更多的都是官商勾结、偷税漏税的作奸犯科。

事实上，过往世界经济发展的30多年历史，也是很多经济后发国家经济管理体系欲破待立的混浊时期。旧的传统规范被冲破，而新的体制机制未形成，给很多权势阶层留下了诸如“双轨制”等可钻的“空子”；国外诸如股票等经济发展方式的导入，使很多近水楼台者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兵不血刃地捞星捞月；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利笼断与市场经济的不伦不类地媾合，则催生了多少权贵利益集团和政商杂交的土豪金家族。

人们心知肚明，悉数中国企业家的发达史，有多少是真正勤劳致富？而追根溯里，那上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和优化资本结构、20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每一次都产生数不胜数的寄生型权贵企业家、土豪金企业以及腐败透顶的苍蝇和老虎。正如重庆市长黄奇帆所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所产生的富人，没有一个来路能够称得上正。

正由于此，目今中国万千企业家都惶恐的移民国外，对此不正常现象，很多人都以为是政治环境不宽松之故。其实，那是很多不劳而获者，得到了世外高人的点化，为了逃避未来空前绝后的“世纪大审判”的无奈之举。 

从“红汞碘酒”方面看，很多国家(企业)过往所取得的发展成功，乃是得益于随之新文化吹进的新鲜空气，促进了国家社会意识的初步觉醒，从而推动和迫使那些封闭、专治的落后政权，进行了一些机制性的改革和调整。

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中国的改革为例，之所以短短的30年间做成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大饼，无疑是得益于编制了一个“中国特色”的魔筐，为那些因循守旧的落后脑袋找到了心里安慰，有效地搬走了阻扰改革的“绊脚石”，从而因势利导地翻腾了久久压在国家头顶的“十块天花板”。

一是甩掉一块。摒去了“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采取了具有一定激励机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久久被束缚的社会劳动生产力；

二是引进一块。通过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和建立各类经济开发园区的吸引，引进一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解决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瓶颈；

三是放开一块。调整国家计划经济运行体制，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灵性，消除统购统销那种削足适履的弊端，实现了生产、流通、消费的有效结合；

四是搞活一块。改制国有中小企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和投资主体多元改造，既卸掉国家亏损的包祔，又培育了市场主体；

五是卖掉一块。允许土地、矿产、森林等显性资源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有偿转让，推动了要素流动，变死水成了活水；

六是利用一块。开展股票、期货交易和发行博彩等，不仅解决数以万计的劳动力就业，舒缓了市井的百无聊耐，而且还活跃了资本市场，广开了财源；

七是借用一块。利用公民巨额储蓄和国债筹资，全面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投资，营造了良好地发展环境，创造了“要致富，先修路”的神话；

八是调整一块。废除“一大二公” 和平均主义的穷过渡，调整社会利益机制，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调动和促进社会积极性的迸发；

九是优先一块。实行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对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沿海地区，实行政策和功能的倾斜，建立对外开放高地，推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是稳定一块。在不触动国家根本制度神经的前提下，选择那些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进行循序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确保社会政治稳定。  

应当说，仅就这些改革行动本身的效果看，不可否认，每一方面都是成绩斐然。但若把这些内容放在整过国家改革大盘子进行考量，其成色就大大逊色。因为，就这些改革行动的内涵看，仅仅是一种运行性的机制调整，都属于事物的表象化范畴，更多的只能营造活力，与造就国家生命力的要求相去甚远。

当然，也有人以为，中国是“基于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经济改革”，因而，应归结为“思想解放型”模型。其实，还远远配不上这个称谓，因为，那只是为改革扫清障碍而做的必要辅垫而已，之后的一切改革行动根本没有涉猎政治等方面的深层次内容。换言之，中国改革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不言而易，过往很多国家和企业所取得的成功，大凡都是一种“如何做”的翻版，即通过自以为更佳的途径和方式去解决同一个问题，抑或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某种投机的结果，并非真正从根本上认识了国家生命力的真谛，并由此把握住了国家治理的要诀，而解决了应该“做什么”的方向性问题。

事实表明，仅解决了“如何做”，只是一种相对的精明，充其量在“零和竞争”下多一丝胜算，而获得一些蝇头小利。这也就是国家（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往往不可避免地碰上瓶颈之根源；只有解决了“做什么”，才可谓达到名符其实的道法自然、大彻大悟，也才能使国家治理达成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的超然境界。正如曾国藩励志名言：另起炉灶，重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