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港)建设所带来的大机遇可喜可贺。但其建设所带来的大机遇与发展商机并非绝然相同。当人们拥有了崭新的理论武装，并且实现了思想观念转变后，自贸区(港)建设发展所需要走的最后一里路，自当是把这一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如何通过各种非常的途径和得力手段，使之有效地转化为发展商机，从而把希望变成实实在在的可能了。

这是因为，虽然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相关的内在联系，但内涵却截然有所不同。机遇通常被理解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其在现代社会里，往往是以战略（政策）的方式出现。而商机则是社会经济、科技、资源和市场等传递出的有价值信息，通常表现为需求产生与满足方式，在时间、地点、成本、数量、对象上的不平衡状态。显然，获得机遇只是超前起跑线，享有某种特权，并不表明就把握了发展商机，更非表明已经笑到最后。

那么，对于那些获得自贸区(港)设立机遇的地方，应当怎样才能把此重大历史性机遇有效地转化为自身建设发展的商机呢？显然，从它们“二者”的内涵可以看出，若要天遂人愿，求仁得仁，就必须在自贸区(港)建设发展中避免两个错误倾向：

一是不能把所获得的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的机遇，简单的与发展商机甚或取得发展成功而相提并论。这是很多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组织所犯的认识上通病，以致于在向国家申请建立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时都是风风火火、激情万丈，以为有了它就可以坐享其成，一切都会梦想成真了，但待到封关运作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就一下变得精神萎靡不振，情绪低落,以致为恐避之而不及。

二是不能只看到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所带来的有利自身发展的显性因素，而忽视那些随之而来的有利发展的隐性因素。诚然，能够获得国家赋予的这一富有含金量的捕鼠权利，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非常有利条件，应当值得非常可喜可贺，但绝不能就得意忘形，以为只要把它当成一种行销的噱头，就可以水到渠成了。其实，若要把机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去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机遇就好比是一道数学方程式，能否获得所需要的结果还要看人们会不会解方程了。只有人们认识并把握自贸区(港)建设所蕴涵的诸多发展商机，才能够把这一国家重大战略（政策）充分用够、用足、用活，从而顺利地到达成功的彼岸。 

事实上，当行为主体破除那种浮燥的心理，从理性的高度加以审视，就不难发现，但凡国家或地区所出台的重大战略(政策),都将蕴涵包括本生性、伴生性、相生性、共生性和衍生性等五大类发展商机，只是随之各种战略(政策)的力度不同，其对社会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存在差别，因而，它们所蕴涵的各类发展商机就存在差别罢了。并且各类发展商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换，共同形成整个园区发展的潜在动力。

现实中，国家一项重大战略（政策）出台之后，人们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所说津津乐道的把握政策带来的发展商机，大凡所指的几乎都是那些本生性商机，因为这类商机一般表现为显性因素和状态，诸如表现为某些基础设施投资和优惠政策出台等，而对那些更多反映为隐性因素和状态的伴生性、相生性、共生性和衍生性四大类发展商机，由于并非垂手可得和手到擒来，往往需要较大的智力投资、资金投入乃至要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并非是那种来得快来的爽的钱路，常常被人们当成鸡肋加以忽视。正由于此，毫不夸张地说，过往任何一项国家战略（政策）出台，充其量所发挥的制度（政策）生产力大约不到30%，之后基本上就都统统被猴子搿包谷似的弃之如敝履了。这么触目惊心的一切一切，或许就是那种产权与主体乃至权利获得的虚拟方式的原罪了吧？！

此情此景，美藉华人学者顾正清就曾经不无感慨:“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因为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当然，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凡此种种，从中应当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下全国的自贸区(港)建设发展抑或实施提升战略，若要取得巨大成功，赋予真正意义上的自贸区(港)是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挖掘政策潜力，如何把政策用够用足用活，只有如此，才能这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有效转化为商机，并产生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这方面，地方党委政府首当其充，责无旁货，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素尸餐位而崽卖爷田心不痛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