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常态，官方喉舌以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认知作为权威征答:“对新常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以下两点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变；第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

“这两者中的前一点，即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已成为各界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造成减速过快、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的困境。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新常态，相反，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

与之相应，国家相关部门对新常态确定了6%-7%的增长底线。并明确表明，如若跌破这一预期，就不能再称之为新常态，而应当视为一种非常态。

显而易见，这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常态注脚，至少对中国经济时态结构进行了较为准确地勾勒，它向世人明确无误地传输了三个方面重大信息:

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不可持续，下行是一种必然。首先，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客观趋势。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体量已经太大，随之基数的增加，保持高增长率将无比困难。其次，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过往国民经济增长所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发展之路，时至今日，不仅预告、投资和市场等已经难以支撑，而且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经济内部矛盾极其尖锐，必须进行深入地根治。再次，这是一种战略迂回。主动放弃此，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收获。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高质发展，只有主动的适当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才能集中预告促进国民经济向质的方向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所秉持的心理预期。个中清楚地表明国民经济发展应坚持的原则: 一是既要拼弃过往那种唯GDP而论的错误，但也要力戒不论发展速度的消极倾向；二是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劳动就业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拥有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前提；三是国民经济发展应保持中速乃至中高速增长。按照国际通行的划分，经济增长速度大致划分为六个档次：负数，为负增长；3%以下为低增长；3－6%为中速增长；6－8%为中高速增长；8－10%以上为高速增长；10%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显然，若能保持真实的中速增长，应当不失为可喜的重大成就。

再一方面，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国民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五个支撑:一是从制度生产力求发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以释放制度红利；二是从结构生产力求发展。通过各个层面的生产要素优化，以扩大内涵再生产；三是从科技生产力求发展。通过科技的创新和成果的转化，以拓展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四是从模式生产力求发展。通过运营方式的大化革新，推动潜在市场消费的迸发；五是从管理生产力求发展。通过劳动效率和经营水平的提高，改善经济效益。毫不疑问，以中国社会经久的蕴蓄和广阔的市场预告，无论其中那个方面都拥有巨大的挖掘潜力，若能对原有要素进行有效地大优化，就将可以再造一个中国现有经济的规模。显然，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之希望，也是困难和挑战之所在。

勿需讳言，品味新常态的个中韵味，令人满怀欣喜之余，又都内心深处顿生缺失之感，只是一时难以厘清道明而已。然而，当人们从世界经济大势和国家生命力真谛的高度加以审视，这种疑惑的信号就会骤然间变得清晰。

(一) 知“表”不知“里”。人们的认识宛如雾里观花，只看到新常态的现象，而远远没有洞悉其本质。虽然人们看到了经济发展下行的趋势，但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成因却缺乏深刻体察，以为仅是一种特有的中国现象。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低走，并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局部现象，更非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行业发展衰退相提并论，其根本是过往世界经济所处量变期间发展到极致的客观反映。因而，那种只是把经济发展大势简单归结为一种速度的认知，未免显得太过肤浅、片面和短视。它是国家生命成长轨迹从量变期间向质变期间飞跃的显明警示，若不能体察这般究里，就会使得国家(企业)经济转型与新跨越，必然在行为方式上犯下方向*、历史*的错误。

(二) 知“体”不知“魂”。人们的行动仿佛盲人摸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应对，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似乎以为经济转型就是一些运营*、结构*和机制*的调整。以至于总是面上奔跑，虽然对解决那些经济转型中的枝稍末节很上心，但对这一历史*事件所应根治的深层次问题缺乏警觉，

事实上，任何事物的生命存在，都是“体”与“魂”的有机统一。有“体”无“魂”，无异于一具僵尸，而有“魂”无“体”，无异于孤魂野鬼。反映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事物中，由于它所面临的是一种质变式发展，国民经济的诸般要素中，有的需要蜕化，有的需要改造，而有的则需要生发。因而，那些诸如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等，只是这一特殊事物的某些重要肢体或表面行为；而新常态这一事物的生命灵魂，乃是构成国家生命的原动力、能动力和外动力相关要素的归位和造就。

与之相应，有关新常态的应对，或者说国家经济转型与新跨越，如若仅就在那些“体”的层面瞎折腾，无异于红汞碘酒。而只有“体”与“魂”两方面都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造，才能使国家经济发展焕发生命力与活力。

(三)知“同”不知“异”。人们的发展观有如混沌天经，似有另辟蹊径之心想，但却无超越过往境界之能。虽然认识新常态下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重要*，但对新常态与过往老常态下的发展方式缺乏辨识，似乎以为两者没有根本区别，以至于经济转型路径上演了一幕新瓶装老酒的游戏。

事实上，它们截然不同。过往老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尽管业态千奇百类，但其本质乃是以物质*要素为基础所进行的生产*量变式发展。而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反映在国家对外经济发展方面，很大程度是一种国家信用搏弈的经济整合机会；反映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则很大程度表现在体制、科技、结构、模式和管理创新推动的经济结构转型。因而，如若以旧经济的思维和行为定势去谋求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无疑是缘木求鱼的盲动，其结果势必是耗国民巨额血汗赚吆喝，必然以惨痛失败而最终无奈地收场。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国家经济转型与新跨越过程中，人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过度肤浅，以至于在思维逻辑和行为定势方面，不可避免地落入过往那种行政化、外延化、功利化和平面化的窠臼，使得国家层面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难以真正走到头，并且全国上下都在绷紧神经周而复始地狂转呼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