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为主体“谋局”有成之后，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但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不值得为此有过多骄傲，若要往后的行动有很大起色，绝不能听之任之就可以了，还必须不失时机地做好“谋势”，使之相辅相成，乘势而上。倘若把“谋局”看成是意欲展翅九万里的鹍鹏，“谋势”就是那副翻动扶摇羊角的双羽，如果把“谋局”看成是一座巍峨的山峰，“谋势”就是那令人顶礼膜拜的高度。正所谓: “不知势，无以为人也。势易而未觉，必败焉。”

然而，“势”是什么呢？古之诠释为“盛力权也！”它是一切事物表现出来的力量、气道、情态和趋向。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它所表明出的是一种民意气候（opinion climate)，当拥有“势”的存在，不仅对于同温层具有抱团取暖的作用，而且在人情现实与社会认知的影响下，将会对同温层以外产生扩散效应。正如德国沉默螺旋理论的倡议者诺尔纽曼女士所言，意见气候有“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 功能。换言之，任何社会行动，一旦行为主体把“势”做强大做强，就会形成较大程度的社会整体影响力和推动力，从而使行为活动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事实上，之所以“谋势”对于“谋局”显得如此之重要，并非是危言耸听，乃是一种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因为，新时代新经济环境下，任何所谋之局都只能算是一个令人心意的“画蛋”，若要其产生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还必须有赖于相应的运作过程加以保驾护航。而这种把理想变为现实的运作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将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干扰和掣肘。

一方面，受到“趋动律”的干扰和阻碍。所谓趋动律是宇宙中所有事物都处在运动状态下的规律。天体物理学和量子力学就是建立在这个规律之上的科学。反映在经济世界中，虽然行为主体所谋之局都有其客观根据和动因，但就其整个运作实施的过程而言，必然都将面临到作用力、反作用力、摩擦力、张力、向心力和动力等的交互作用。显然，这是一种积极向上之力与消极沉下之力不间断地搏弈过程，只有那些代表积极向上的作用力、张力、向心力和动力等越大，才能有效地消除那些代表消极沉下的反作用力、摩擦力等的影响，以最大限度的保有那些正向推动力的存在和发挥。

另一方面，受到“趋向律” 的干扰和阻碍。現代心理学实验表明，人类有喜爱平衡、对称、简练的心理趋向特征。使之行为主体在处理感官所接受的外界刺激时，总是遵循相等性、相似性、接近性、连续性、闭合性等原则。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社会存在的一种不良惯性，若要加以改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因而，行为主体所谋之局付诸实施 ，势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如政治正确、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等所形成的心理趋向挑战。

再一方面，受到“自然律”的干扰和阻碍。它是客观世界(事物)内部运动轨迹的展现。或是体现了自然系统朝着一片混乱方向不断瓦解的崩溃过程（如元素的衰变），或是显示了生命系统只有通过一种有序化过程才能维持自身稳定和促进自身的发展（如细胞繁殖）的本质。正是具有这种把有序和无序、生机与死寂寓于同一形式的特点，才使自然、社会、经济等科学的探秘充满神奇，并闪耀着无限的光辉。换言之，虽然人类经济活动是社会行为的范畴，但与自然系统和生命系统息息相关。因而，行为主体所谋之局的实施，不仅需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津，还必须要遵循自然、社会和人性发展的客观规津。

最后方面，受到“表现律”的干扰和阻碍。虽然社会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与数字方面存在天然联系，但就其本质而言，经济学不是意识形态理论，更不是枯燥乏味的数学游戏。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由结构等所产生的原动力、科技和意愿等所产生的能动力，以及由外部环境相摩相荡等所产生的外动力三者作用的变化不同，而所引发和形成的“波动率”。因而，行为主体所谋之局的建设发展，必须对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溯本探源，并有效地根除病灶，使之达成动态平衡。而不能用打补丁的方式试图用一个錯误倾向掩盖另一个錯误倾向，抑或破了一个经济泡沫而又换个体位吹另一个更大的泡沫，如此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

显而易见，“势”如同天气预报，不能以为乌云密布、天空漆黑，就说有雨，而往往没有多少云彩，却往往“有雨四方亮”。正是由于国家经济转型或自贸区(港)建设发展，无论人们所采取的方略有多么伟大，行动过程都必须受到客观存在的趋动律、趋向律、自然律和表现律的干扰和制约，只是随之“谋局”程度的高低，使这些制约力量变得大小不同而已。因而，全国自贸区(港)建设发展，不仅“谋局”必不可少，而且“谋势”不可或缺。如若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组织没有做好“谋局”，那么，就一切无从谈起，而仅仅停留在此思想层面，而无“谋势”呼应，则无异于画饼充饥，终究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在“谋局”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通过“谋势”加以推动，才能消除阻碍目标追求的障碍，得以阔步向前。

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多战略的实施结果与行为主体的初衷大相径庭，人们常常错误地以为是战略本身出现了偏差，事实上，并非完全是战略上的“谋局”失误，很可能不少情况下都是缘于“谋势”方面无所作为之故。对此，从多少年以来国家对周边小邦的援助即可见一斑。建国至今，中国一直秉承睦邻友好的怀柔政策，不惜勒紧裤带对东南亚各国慷慨的大施舍，仅仅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方面就援建不计其数。然而，在这些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心里，对中国的社会观感和口碑还不及没有太多作为的东洋魔鬼。究其原因，显然在于“谋势”不足，让那些精于心计的日本人屡使阴招，就轻而易举地钻了大空子。

国人做事讲求高大上，总是喜欢摆排场，但往往却只是就事而论事，以己集权制下的社会皮达皮作派揣度别国社会和民众的需求，心里所装的都是只要赢得这些国家当权者的欢心，别的一切都不在话下，因而，在对这些国家援助时，就压根儿没统盘考虑如何赢得社会与民众的支持和爱戴。以至于常常是仅就为修路而修路，一番狂撒银子修完一条高速公路之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没有加以考虑如何把路修到社会终端的问题，以增强普罗大众的深刻体察和感受；没有考虑过道路后续的有效维护，以给人留下永久的好印象；更没有做了好事如何让社会广而知之，总是非常迂腐地当一名不留姓名的活雷锋。凡此种种，使中国人民用多少血汗换来的仅是当事国政府的一句不值一提的感谢，之后随着那些政府衙门的更迭而物事人非，就是这种嘴上的春风也都打入了存封的历史，而整个社会和民众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却自始至终全然不知，长此以往，自然而然对中国也就没有任何体温的感觉。

与之相反，而日本国却精于投机取巧，往往以最小的代价却赢得了广泛的美誉。当中国人修建完一条路扬长而去之后，他们就满怀笑脸地迎上去，从高速路接上一条条贯通到村村寨寨的分岔道路；当他们援建一座不值一提的桥或建设完什么设施时，总不完竖个牌子召示日本的善举；当中国为东南亚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规划路线时，他就提出一条另外的走向进行搅和。如此一来，往往使得中国人成了狂撒银子的“冤大头”，日本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民众心中树立起高高的道德牌坊。

大凡“谋势”的过程，并非是一招一式那么简单。一般应当包括度势、借势、导势、营势等环节的创造性行动。它们或是丰富和完善情资的基础上，行为主体对既定战略实施策略的调整和优化，既是一种发现和修正，也是一种加油、换档。事实上，这才是对所谋之“局”进行问政的真正开始。恰如临床捡验，能否好准病情，直接决定着治疗方案的选择和下药的工序，这是行为活动成败的的开端；或是指借他人的某种强力来使自己强大的谋化。往往是通过找出和发现那些影响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进行创造性发挥的有效行动。中国古代治天下，讲的就是“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把借势、造势当作了治理天下的三大要点之一，并且“势”处于一种核心地位；或是行为主体把握市场大趋势的条件下，所着力于的那些事物由于位置、位形、时间、空间和大小变化，而陡然具有的超强能量即势能的造就与迸发。孙子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显然，这种“导势” 的行为，乃是一种超然整合、勾兑和点化的行动。它是一种组合拳形态，并非是凭一招一式的投机取巧；或是在“道法自然”的前提下，以我为主，确立方向，树立标杆，以变应变，引领发展，创造未来。

显而易见，“度势”是行为主体观察分析时局，预判各种情况的变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分析利用内外环境条件，以求达到活动的最佳效果，因而，其行为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和范围边界。它所针对的主体是业已完成的“谋局”，而所需要审时度势的对象是与所谋之“局”的相关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谋局”的成功实施，抑或“谋势”的有效开展，能否不失时机地“度势”把握情资，将是成败的开端。反映在现实中，这种“度势”行为，宛如一盘围棋游戏，在完成了前期布局而将进入中盘搏杀阶段时，棋手们都将面临着诸多判断的严峻考验：一是对布局形势进行整体判断。一般而言，应对盘面实地占领的平衡、局面态势的领先或落后，以及外势发展的顺畅与充分等方面做出形势判断。通过这一审视，不仅可以清楚敌我力量的对比，权衡出自我所处的境遇，而且还能有效地窥探未来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二是了然对手的战略思路和策略。概而言之，应对对手所采取的布局思路、攻守策略选择、博弈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把握。因为，随之战争序幕的揭开，过往对手那些瞒天过海的“烟雾弹”，都将在高明的猎手面前烟消云散。这将有利于知己知彼，大化全局，从而从容地扬已之长，搏击之短。三是做出中盘搏杀的战略战术选择。依据初步所掌握的对手情资与自我布局方略的比较，对盘面的形势进行综合判断，从而作出或选择攻势还是守势、或是打入侵消、或是抢占大场、或是搜根攻击等决策，以求保持领先抑或扭转被动局面。

以之相仿，作为新时代新经济开路先锋的自贸区（港）建设发展，行为主体在“谋势”过程中所进行的“度势” 环节，大体也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那些通过“谋局”过程所确立的战略(项目)，进行未来发展趋势方面的综合分析。由于新时代新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大基地、大市场、大物流和大平台等，客观上决定了园区所拟发展的项目，若仅凭投资者的努力很难产生最佳效果，因而，必须使园区管理组织与企业投资主体形成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应在运营中特别戒避产生那种与己无关和短期心理。一般而言，应在“度势” 时着重对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盘点，即审查项目建设成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发现项目发展所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判断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所承诺的相关支持是否执行到位。毫无疑问，对这些相关内容的审视，不仅能够坚定投资者的信心，推动项目建设的进程，而且能够对战略(项目)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整体的把握，为未来发展决策提供坚实的依据。

二是把握战略(项目)发展商及项目受众的心理诉求。与过往旧经济所不同的是，新经济环境下真正的项目发展商，所承担的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大平台建设，并且每一个项目后面都将影响和涉及着庞大的消费群体，因而，对二者的心理“欲求”准确的把握，将事关国家(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在新经济发展的“度势”中，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而应给予充分关注。有关需要引起特别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战略(项目)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运营主体所希望获得的支持、市场开发和培育所需要的配套服务、相关领域的国内外消费市场的走势等方面。显然，如若国家(企业)对这些相关内容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就能够知己知彼、发挥积极因素、消除不利因素，以求在发展中做到运筹帷幄。

三是制定战略(项目)做大做强的对策。尽管说，人们的主观愿望常常会一厢情愿地以为，引进项目就等于成功了。但事实上，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市场大环境下，无论多么好的战略(项目)都会面临着挑战。因而，应当根据环境的变化，对引进战略(项目)的发展格局，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和措施。因而，在国家(企业)运营的“度势”中，不能平铺直叙地一成不变，而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和策略。相关方略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制定消除战略(项目)发展障碍和亡羊补牢、变不利为有利的弥补性对策、针对国内外环境条件和消费潮流的变化所采取的应变性对策、为扩大战略(项目)建设成果而应采取的开创性措施、对区域资源开发策略的相应调整等四方面。毫无疑问，如若在国家(企业)的运营发展中，对“谋局”阶段的成果作充分审视把握，即进行“度势”的梳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乃是做好国家(企业)生命力培育的基本保证。

事实上，虽然在谋局阶段, 人们已通过“识局”过程, 对投资方向的大环境趋势进行过研究, 但是, 一方面,那是一种整体的大方向而言, 并非针对潜在投资者的博弈心里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另一方面, 市场往往瞬息万变，难以使已有的规划做到一层不变，因而，当人们正确把握了上述战略(项目)策划的正确方向后，在策划案的具体实施中，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与之相关的各要素力的走势以及它们有机作用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才能使策划案产生最佳的效果。其实，任何战略(项目) 的成功，除了谋局之功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谋势过程中 “度势” 这一关键环节。美、日等国所参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运作的失败，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凭心而论，TPP的创意是个好东西。这一最初源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4国发起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美国的加入促使这一协定发生了质的改变。作为“重返亚太”的经济战略支点，美国重新定义了TPP的游戏规则，使之成为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贸协定。必须承认，这一个具有高标准、高质量、覆盖面广泛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按原计划实现将对各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然而，由于作为TPP成员国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日两国，在度势方面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一方面，没有树立从造经济大饼中受益的概念，总是给人产生一被种剪羊毛的担忧。虽然TPP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但它实质上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它将加强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及服务的相对优势，而国际贸易中长期存在的“剪刀差”现象，也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自由贸易中受到损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TPP既是一个机会，也有可能成为陷阱。另一方面，谋势讲求因势利导、顺势而发，而美国在打破贸易壁垒的理念方面，太矫枉过正，无异于挑动各国心灵的伤痛。殊不知，国家有如自然人一样有一些不可言表的隐私，包括文化差异和产业不平衡所致的方面，特别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度，尤显突出。对此过高要求，无疑是用水给伙伴浇火。事实上，仅就发展水平和亲密度极高的美日同盟，对此都争论不休，可见TPP在打破贸易壁垒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一方面，谋势的要旨在于无限的发散性，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的自设樊篱，把TPP搞成了收敛的集团组织。以莫须有的污名把中国这个市场潜力最大、成长能力最高的世界弟二大经济体排除在外，这无疑是自杀性的错误。不仅在行为方式上与谋势大相径庭，而且还将挑动外部环境的剧变，促进对手的强力反弹而造成困难重重。事实上，中国的自贸区布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等，很大程度都是围绕着破TPP的产物。对此，美国人只能强咽自己种下的苦果。

“借势” 在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从“变”中求“变” 。之所以新经济环境下“借势”如此之重要，乃是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所产生的颠覆性使然。一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凭添的暴光性，使旧时代所依仗的权势大打折扣。权势是一种执政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一旦缺乏有效约束就会犯罪。过往旧经济时代，之所以那种国际霸权、威权专治、集权经济等，能够横行于世，都是得益于信息不对称的庇荫。随之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凭添的暴光性，那股无形的社会正义力量，往往成了悬挂在恶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又常常成了助人成功的推手。二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交融性，使分散的社会弱势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改变了过往宝塔型社会结构下，那些数量上绝对占优的社会弱势群体却成了任人宰割对象的情形。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大数化效应” 的结果 。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它使万千涓涓细流汇集成奔腾膨湃的江河，具有摧枯拉朽之势。因而，它使古训“得民心者得天下”，更富有时代的内涵。三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广博性，使过往任何的强大都变得相形见拙。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使世界连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过往旧经济时代那种凭一已(集团)之力撼天下的举动，将成了意想天开。因而，任何一项事业的开拓，都离不开广大世界的圆容。四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体验性，使物质演绎成精神的需要成了迫切。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催化，不仅推动世界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而且促进了物质世界向精神世界转化。“消费者”被还原为“整体的人”、“丰富的人”，而不是以前的“目标人群”，“交换”与“交易”被提升成"互动”与“共鸣”，营销的价值主张从“功能与情感的差异化”被深化至“精神与价值观的相应”，使得治理(营销)的中心转到如何与社会(消费者)积极互动、尊重公民(消费者)作为“主题”的价值观，识别与满足他们最深层次的渴望与担忧，让更多的消费者参与营销价值的创造。因而，能否与时代呼唤相向而行，将决定事业的成败。正是由于新时代所拥有的暴光性、交融性、广博性和体验性特性，使得任何行为主体的行动，不可能依据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凭借自身(集团) 的某种权势而完成，而必须广泛的依靠外部力量烘衬，因而，新经济环境下的国家(企业) 转型发展与新跨越，“借势” 在所难免。

然而，新经济环境下，国家(企业) 转型发展与新跨越的“借势” ，从理性的高度观察有那些模式呢？现实中，尽管具体形式多之又多，但万变不离其中，大凡都是自激势、感生势和动生势三类模式的变种。“自激势”模式，其本质是一种引导国家、社会向上和凝聚民志的阳光工程，通常以践行方式衡量国家政权的光明与腐朽。那种植根人性化、谋利天下苍生的参导，往往被誉为“普世价值”或济世良方，而那种党性化、集团化的刻意表演，常常被斥为“奴性教化” 和意识形态侵略。于是乎，前番中，人人、家家、事事都是自激者和奉献者；后番中，国家、舆论、组织、社会都是恐怖的喉舌和帮凶。因而，这种自激势的“借势”模式，既有可能是造就国家自强不息的最佳典范，又有可能成为危害苍生和搅乱世界的罪恶大本营。而所谓“感生势”和“动生势”模式，它是物理学原理中“感生电动势”和“动生电动势”的社会化表现。在物理世界中，前者是导体没运动，磁场变化，导致磁通量变化，引起电动势变化。比如收音机在发射站发射的磁场中，收音机没有动，磁场随着电台声音变化，导致收音机里的电动势变化，产生不同的音调。而后者是磁场场强没有变化，线圈运动导致它包围的磁场多少变化引起磁通量变化，引起电动势变化。比如发电机，就是导线自己运动。简而言之，不变的的磁场，运动的线圈，是“动生电动势” ；变化的磁场，不动的线圈，则谓之为“感生电动势”。

显而易见， “借势” 的不同模式选择，以及既定模式下所采取的实现方式差异，不仅反映出行为主体的境界，而且还很大程度影响战略(项目) 的施行。或许，这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吧。

这就清楚的表明，国家(企业)经济转型与新跨越中，根据新经济的要求和自身不同的状况，“借势”模式与实现路径的选择，应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即从自恋式转向求同式，从传输式转向扬声式，从吸纳式转向放射式，从山头式转向普罗式。有见于此，自贸区(港)运营中的“借势”行动，人们可以从围棋博弈的“借势”原理中获得诸多启迪。一般而言，在园区的“借势”实践中，应着重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自身所具备且能迅速转变为生产力的有利因素。围棋博弈中，当己方某块棋形成厚势，就可以凭借其拥有的威力，进行更大的战略突破：或发动攻击围歼战役，牵制对手，主导形势；或构成气势磅礴的大模样，形成有利的战略决战态势；或形成大空，以有效地拓展生存空间。与此相仿，如若一个特殊经济功能区能够按照建立“大基地”、“大市场”、“大物流”、“大平台”的发展目标要求，迅速使自身实现其中某个或几个目标，那么，就不仅能够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聚集，扩大市场影响力，增强园区的市场竞争能力，而且，将有效地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

（二）已落户园区且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项目。围棋博弈中，当己方某块棋已活净且出头顺畅，就可以凭借其拥有的生存优势迅速发展中腹或侵消对方领地。与此相仿，如若一个特殊经济功能区能够从那些入园的项目中，选择部分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加以重点扶持，使其迅速成为行业发展的龙头，带动园区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此，海口综合保税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政策和财政方面的扶持，使曾经名不见经传的钢丝变压器项目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了该行业的领头羊，产品行销世界各地。

（三）特殊经济功能区所在地区可仰仗的重大因素。围棋博弈中，当己方盘面某几块棋能够配合呼应时，就可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组织战役实现战略目标：或进行打入作战，获取实地；或缠绕腾挪，分割包围对方弱子，加强壮大自己；或营救孤棋，连接成片等。与此相仿，如若一个特殊经济功能区能够充分发挥所在地区的特有优势，就能够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同时，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就提醒人们，特殊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不能游离于整个区域战略之外而自行其是，不能想当然地去开凿发展通道，而应当把着眼点放在发掘区域优势方面。

（四）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新近出现的有利因素。当对手改变战略战术或盘面形势发生变化时，就需要及时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或是利用对手失误的有利时机，乘势而进，或者弃子争先，抢占奠定胜局的战略胜负手。与此相仿，如若一个特殊区域，能够对市场变化保持前瞻性，并根据区域市场的需求变化，及时发展那些有针对性的项目，就有可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从天津保税港区的发展经验中能获得诸多裨益。该区根据外资企业多的特点，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业务，使区域发展不仅形势喜人，而且在产业发展方面独具一格。现实中，那些花费重金请国外著名咨询机构进行策划的企业的失效，就是不懂得不同企业所处的社会条件存在差异性的道理。因为，发达国家属于“市民社会”，社会结构的格局犹如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由此习惯于按规则办事，企业策划所依据的更多的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多属于“俗人社会”，社会结构的格局犹如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因而社会经济活动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企业策划不能不正视这种“缘情经济”的现实。

“营势” 之根本，取决于能否整合资源搭建起商家与目标客户之间的沟通平台，而最终效果则完全取决于平台“聚合辐射”的势能大小。从“营势”的内涵、行为模式和功效方面考察，其突出特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方面，把握规律是前提。规律是事物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人们要想在社会活动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言而喻，若要做好特殊经济功能区运营的“营势”，就必须在更高的层面认识这一事物，对其生命构成要素进行溯本探源，以揭示其生命运动规律，从而发现其内涵、行为特点、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和运营模式等，以避免人们行为活动的盲目性，增强有效性。

另一方面，突破常态是核心。所谓“常态”，它是指事物固定的姿态或形态，抑或本来的状态。一般而言，它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正是这一特点的存在，就使人们那种突破事物常态的追求成为可能。反映在特殊区域的运营中，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就将产生不同的效果。以项目招商为例，若一味地沉溺于那种传统的泛招模式，其结果必然是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使园区彻头彻尾地成为一般经济开发区的翻版；如若按照特定的目标进行创意，采取定向招商，其结果才可能使特殊经济功能区真正实现建立“大基地”、“大市场”、“大物流”、“大平台”的目标追求。

再一方面，主观能动是关键。主观能动性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活动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的一种特质，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人的行为方式。虽然说，主观能动性存在于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中，但根据实践复杂程度的不同，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存在极大的差异。实践的复杂程度越高，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要求也越强。由于特殊区域运营中的“营势”，乃是在一种相对静态的情形下求变的行为，而要突破这种常态格局，只能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的作用力的推动。也就是说，一个特殊区域的发展，如果没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符合其发展要求的新思维，那么，就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使命。

最后方面，超然创意是保证。这是由于：一方面，特殊经济功能区所拥有的“创意性经济”特点和目标追求特殊性，决定了创意在自贸区（港）运营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这类园区有效运营的“牛鼻子”；另一方面，创意是主观能动性和新思维的完美结合和具体展现，它是科学决策中“谋”和“断”的内在联系和统一，之所谓谋者陈述利弊，断者权衡利弊；再一方面，它是创意自身的功效所决定的，因为，一个特别的创意，它能够把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阶层、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因素有效地激发出来，并形成一种对市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价值体，从而推动生产要素的定向流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不言而喻，自贸区（港）建设发展中，若要“营势”方面获得成功，根本取决于如下四个方面的运筹。一是取决于搭建平台的格局。所谓格局，它是事物与世界联系的纵深。正如二十世纪人道精神的非洲圣人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 所言：人不能只为他自己而活。我们必须认知所有的生命都是珍贵的，而我们和所有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认知指引了我们心灵和宇宙的关系。而格局对于行为活动的影响，或许那句“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的谚语，就是很好的诠释。它启示人们，你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完全取决于烙它的那口“锅”。二是取决于倡导者的气度。气度者，乃是一种行事的气魄、气量、气节和风度。它分别反映了行为主体的决策水平和行事手笔的大小，对人对事的求同存异和化解矛盾的态度，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所展现的秉持，以及光明磊落和阳光向上的状态。三是取决于所整合要素的质量和规模。但凡行为主体所进行勾兑的要素质量较高和所牵动的范围较广泛，那么，就意味着增加了“营势”成功的可能性，反之就会加大失败的概率。四是取决于“引子”的催化。 “引子” 者，它是一种促进事物潜能迸发的催化济。如同一服中药有了药，当人们找到了这种有效的“引子”，才能使主药产生最大的功效。对于社会经济活动而言，就是巧借外部因素，发掘并催化比较优势。

与此观察，也就不难发现，当下世界津津乐道的亚洲投资银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其个中的原由了。从所搭建的平台格局看。中国所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不仅以世界上人口、国家、经济总量和经济最活跃的亚洲大陆为基础，广纳世界各国，而且所针对的投资方向是有着广阔市场的基础设施方面，使得平台的格局“高大上”；从平台倡导者的气度看。作为平台所主导的中国，不仅在出资方面大手笔，几乎承担了1000亿美元注册资本的一半，并且承诺在运营方面，按国际惯例行事，公开透明，而且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国家(地区) ，不论意识形态如何、不论关系亲近以否，都一概欢迎作为创办国加入，还为那些犹意者留下后来跟进的口子。从整合要素的质量和规模看。显然都是当今世界较为优质的要素，并且涉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可谓这一事业已经深入人心而得道多助了。从“引子”的催化看。在亚洲投资银行的管理主导权方面，中国一改过往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所存在的、并长期被世界所诟病的主导国拥有的“否决权” ，采取世人所公认的按股份说话方式。这一关键的改变，陡然占领了道德和舆论的高地，增加了巨大的吸引力，使世界国家纷至沓来。正是这一切的一切，使英国这一跟着美国反对亚投行的“老伙计” ，突然“变节” 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转变成北京的战略性大胜利。

“导势 ” 行动的成功以否，取决于是否拥有那种可以让自己保持“不变”的底气和理由。体现在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运营中，若要达到如此境界，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特质：

一是拥有符合自身且对市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目标追求。由于目标不仅是行为活动的重要推动力，而且具有较长的时效性，这两者可谓都是相对不变的东西，这就从一个方面凸显和展示区域经济发展的宏图。当这种目标符合自身且把握住了市场的脉搏时，就将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由此改变市场某些已有的运行状态和格局。

二是园区已具有或者能够迅速形成某些大目标的载体。按照市场的一般规律，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品（服务），若要对整个市场产生支配作用，就必须拥有近半的市场销售份额；若要使自身具有“一吹风”整个区域市场就咳嗽的影响力，就必须拥有该目标市场七成以上的份额。换言之，一个特殊经济功能区若要在相当范围的市场站稳脚跟，充分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就必须使自身的某些产品或服务形成对市场具有巨大号召力的规模优势，这也其影响、带动和辐射区域经济的资本。

三是园区的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战略已经浑然一体。任何特殊经济功能区都是因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因而，只有其所发展的产品或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吻合，才真正体现其存在的理由，也才具有生命力。当自贸区（港）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互为条件时，其作用就充分显现：一是不可或缺。它是一个地方走向世界的窗口，是区域经济与世界经济循环的枢纽，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平台；二是实现利于最大化。其通过就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使自身能够获得诸多受益，而区域经济依仗其特殊功能和政策优势，不仅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而提高效益，而且还将加速发展进程；三是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改变外部环境，对区域经济形成“引擎”和“撬动”作用。

四是项目不同发展阶段的生命力培育应具有针对性。按照“三力管理理论”的思想，任何社会生命体生命力的形成，与自然生命体相仿，都是由先天性因素形成的原动力、继发性因素形成的能动力和诱发性因素形成的外动力，它们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结果。从这一事物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中可以发现，对园区项目发展方面的“导势”，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那些处于发展初期的项目（或企业），刚刚诞生的项目（或企业），由于原动力和能动力方面应该不存在太多的问题，尽管说对那些新生项目（或企业）还处于百业待兴，但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创业者的激情去填补不足，因而，应着重造就外动力。对于那些有一定市场基础的项目（或企业），由于所要解决的是如何促进其生命健康、快速生长的核心问题，因而，应以培育能动力为主。对于那些面临着新的跨越的项目（或企业），由于生命体的能动力和外动力培育，只能解决一段时期内项目（或企业）的生存和生长问题，而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其生命的进化，因而，应着力改造原动力。

五是园区运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应具有前瞻性。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功能，它左右着人的行动方向。而行为方式是特定思维方式的具体展现，是目标指向的实现路径。很显然，要使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运营取得应有的成效，在其运营过程的“导势”中，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否具有前瞻性，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自贸区（港）建设发展都面临一个最紧迫的问题，那就是要改变过往那种对自身的特性、价值坐标、目标追求、运营模式和效益实现路径等云里雾里的状况。只有对这些方面的认识实现了拨乱反正，人们的努力才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自身的价值也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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