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自贸区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之困难，还在于在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崇尚的那种所谓天赋人权、人性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文化环境孕肓的自贸区(港)相对照，必然存在此时彼时、此情彼情和此需彼需等历史性与现实性方面的巨大差别。

似此一来，难免在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导致其立足点和出发点方面存在发展时空、意识形态和功能需求的错位，使得人们在自贸区(港)建设、发展、改革和管理等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基因排斥和水土不服的严峻考验，更有甚者不能洞察自贸区港发展阶段，导致时空错位而新瓶装旧酒，由此使前进道路上变得险象环生，以至于举步維艰，如若不正视这般客观现实，那么，稍有不慎，就将导致这一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建设发展名不副实，以致其所应有的特别功效大打折扣。

从发展时空错位的方面看。毫无疑问，过往历史时期全世界范围内所发展起来的的自贸区(港)，大凡都是一种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只要对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曾经建设发展的历史稍加温故，就不难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因应那个时代而生，踏着那个时代每一个阶段的鼓点而跃进。尽管过往它们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着眼点都殊途同归，几乎都是为了达到 “殖民掠夺”和“对外扩张”的经济目的。对此，从全球自贸区(港)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目标追求中，不难加以观察和有所发现。

第一阶段，追求转口贸易和资源掠夺。自154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自由贸易区(港) 所追求的经营内容比较单一，主要是利用港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运输条件，从事转口贸易业务。据不完全统计，这个阶段全球大约设立了 50 个左右的自由贸易区(港)，其建立的目的大同小异，除了欧洲国家为了发展转口贸易，扩大和活跃对外贸易外，就是西方列强为了加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如英国1704 年占领位于地中海沿岸的直布罗陀后，很快就开辟为自由贸易区(港) 。而很多非洲、远东和加勒比海一带的国家，被西方列强征服后其港口也毫不例外地被辟建为自由贸易区(港)，诸如丹吉尔、休达、贝鲁特、亚丁等。而在亚洲，新加坡于1819 年被英国占领后，随即被建成自由贸易区(港)，其后，槟榔屿、马六甲、香港、 澳门亦先后被西方各殖民国家的政府辟为特殊经济功能区。

第二阶段，侧重于扩大自由贸易区(港)的功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末，自由贸易区(港)的数量扩展缓慢。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全世界大约仅设立了10个左右的自由贸易区(港)，而其发展内容则主要是侧重于扩大经济功能，即由二战前单纯从事转口贸易业务和掠夺资源，转向直接经营贸易和开展出口加工业，甚至发展成为包括转口、工业、 金融、建筑、旅游、贸易等领域立体经营的综合型自由贸易区(港)。而这一时期自由贸易区(港)的设立，主要分为两种情形:要么是二次大战后，一些脱离宗主国独立的国家迫切需要加强自身的经济发展，但受到资金不足和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因而萌生了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建立“面向出口型工业”或“出口导向型工业”的思路；要么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源，将国内一些比较陈旧的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企业转移到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第三阶段，着力结构调整和海外投资扩张。自上世纪80年代伊始，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强烈刺激美、日、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进一步追求生产全球化，从而引发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海外投资热潮。在此大背景下，很多国家或地区为了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纷纷设立自由贸易区(港)或出口加工区等。中国在这一时期也适时而动，顺势而为，自1990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始，先后发展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合作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等六种模式。迄今为止，各种模式共计近150个。毫无疑问，世界很多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区(港) 或类似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还有利于消除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是有利于各国掀起开放改革，为不同经济体制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阶段，着力开启“可塑性经济”新时代。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过住那种拼资源、拼投资、拼环境和拼杠杆的外延性量变式发展走到尽头，伴随着世界过剩经济的出现,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入了以发掘事物潜能为基点的质变式发展，虽然说过往那种简单的对外扩张市场仍然必不可少，但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已经变得有所不同，使得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转型与新跨越发展的巨大压力。显然，值此大转型时代的全国各自贸区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其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等方面与过往相比明显存在差异。虽然过往所追求的那些发展内容至今还或多或少不可避免，但已经从支配地位转变为从属地位，变成了一些较为基础性和边沿性的表现内容，而现今其真正所追求的发展内容，已经变得与新时代新经济相向而行，彻彻底底地发生了“质”的大变化，亦即发掘以事物、市场、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和科技为基点的潜能，开启“可塑性经济”新时代。如若不深谙这一点，俨然就忘记了自贸区(港) 建设为什么出发的初衷，从而在其价值追求上犯下不可饶恕的方向性错误。

与之新的发展追求相应，而今新时代新经济环境下自贸区(港)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也必然与过往旧经济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从意识形态错位的方面看。显而易见，自贸区(港)模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特殊产物，在真正意义上的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内，无论在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方面，“自由”二字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说，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模式，无论在任何制度环境下都可以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但必须承认这类社会生命体并非是逆来顺受的劳动工具，可以任凭人们的意志而随心所欲地加以摆布。它作为一种社会生命体，其浑身上下或多或少都难免存在某种不可磨灭的原生态烙印。现实生活中，反映在它与之赖以生存发展的母系统方面，有着诸多难以割舍的情怀，真个是“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三代不离舅家风,天上的雷公地上的舅公。”显然，一旦其被置身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里生长，必然存在某些不兼容而产生水土不服的可能。

此情此景，绝非是什么空穴来风的臆断，而是客观事物实性的真实写照，对此，人们可以从自然生命体的相关行为考察中，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现实世界中，大凡任何一种自然生命体，都不可避免地必然存在三个方面的特性:

——有机性特性。它是生物肌体构成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从而使生物肌体能够存续并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具体体现。自然生命体中，其肌体无不是由细胞、组织和器官等组成，它们各自都有存在的具体理由，其相互之间密不可分，并遵循着肌体固有的生命运动规则。正由于此，自然生命体的应激性和新陈代谢等功能才得以健康体现，当肌体的某部分出现病变或缺失，抑或肌体构成要件相互之间的运动规律发生紊乱，那么，生命体就会处于一种不健康状态甚至死亡。

——社会性特性。它是生物作为集体活动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有利集体和社会发展的特性。自然生命体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除具有包括物质组织结构、生理结构等与自然界交往所形成的对立统一的基本生物性外，还具有作为社会一员而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此类属性之中，绝大部分是对人类整体发展有利的社会性，也或多或少存在一部分反社会性。然而，庆幸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其社会属性基本上都是后天所形成，这就为人们进行培养教育，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

——人格性特性。它是构成一种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模式，这种独特模式包含了有别于其它稳定而统一的心里品质。自然生命体中的人类，无论任何个体的人格都是通过遗传、环境和教育等先天和后天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使得人格具有独特性、稳定性、统合性、复杂性等特征。即不同的遗传、环境、生存及教育状况，必然形成各自独特的心理特质；人的人格一旦形成，无论在什么样的时空都将表现出一致性；只有人格结构的相关方面都彼此和谐一致才能呈现出健康的人格。人格决定着人与自然、社会交换端口的大小等。

与之相仿，自贸区(港)作为一种社会生命体，其无论在有机性、社会性，还是人格性的体现方面，都应当与自然生命体大同小异，它们所存在的区别之处在于，其构成内容、表现方式、作用地位和目标追求等有所不同而已。

在有机性的不同方面，大凡自然生命体的有机性构成，是由细胞、组织、神经和器官等有机组合而成，而在自贸区(港)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当中，则是由各种类型的要素和每一种要素分解而成的因子所构成。自然生命体的作用方式是源于一种机体的应激反应、新陈代谢等本能，而自贸区(港)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却源于一种高级的意识和组织实现，亦即是依靠诸如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科技流等几个“流”，通过一些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安排，以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推动的有机体，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利用。

在社会性的不同方面，自然生命体的社会性形成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与生俱来，如自然生物中的蜜蜂社会，个体无论是当“工蜂”还是当“蜂王”，都是由先天基因而决定；另一种是后天所形成，如人的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以及更加高级的自觉性等，都是源于满足一种情感、实现一种追求和营造一种优良生存环境的需要。如若其反社会性方面的状况出现，则表明其肌能发生紊乱或教育缺失了。而自贸区(港)的社会性体现则是源于一种特定的目标、一种特殊责任和一种精神文化境界的追求，正所谓你的心在哪，你的心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显然，充分把握和体现新时代新经济的气息将至关重要。如若在其建设发展过程中，依然老调重弹抑或出现想当然的不良现象，那么，必然反映其建设发展方略的不成熟和理念的低劣了。

在人格性的不同方面，自然生命体的人格性是个体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行为习惯，而自贸区(港)的人格性则是通过内在、外在和行为三方面的特性加以体现。一个表现为制度性(或出资人)的络印，它所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的自贸区(港)与西方自贸区(港)的不同之处，显然，如何把握好这个“度”致关重要；另一个反映为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形象，即与众不同的精神理念、艺术品味、管理哲学、行为准则和民族文化等，它们构成了包括品牌、文化、思想和观赏性在内的外在形象，也成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响亮卖点；再一个则集中体现在差异化发展方面，当行为主体捕捉到对于其它竟争者的市场“盲区”，那么，往往就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所谓:“心态若改变,态度跟着改变； 态度改变,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变。”

从功能需求错位的方面看。全国自贸区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除了要利用好这一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促进经济发展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预期，就是利用其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造可供复制的经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曾经有过这样的阐述: “设立自贸区的初衷就是用开放倒逼改革。要通过开放跨境金融业务，倒逼内地融资成本降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要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各方面资源，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人才体制、财税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支持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要深化地方党政机构改革，科学配置行政资源，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结合自身实际改革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新的探索。”

不可否认，自贸区(港)具有较高的体制性、机制性优势，特别在海南这样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内搞自贸港建设和进行与之相应的改革，显然比在一个空间有限和系统单一的环境具有独特的优势，更加有利于构筑一个覆盖全过程管理的准入前、准入后或事中事后监管的闭环体系，所积累的经验对全国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将更具有示范意义。但必须清楚地看到，很多国外的自贸区(港)在体制机制方面的运行自如，根本上所依赖的是整个西方国家所固有的制度和体制，而并非仅仅是那片区域内的别有洞天。换言之，当人们在其他不同制度环境下建立自贸区(港) ，如若试图不对自身原有的体制进行伤筋动骨改变，就很难看到其真正意义上的面貌，因而，充其量只可能偷师学艺到一些运行机制方面的枝稍末节，绝不可能从中获得国家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经验。

似此说来，让人不禁联想到上世纪末所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先是国家政权组织游离在改革之外，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前提下搞行政性分权，实践证明此路不通的情况下，又热衷于搞形式上的创新体制，殊不知，任何体制都是以存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前提，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基础的楼阁。虽说人们都知道如果不能把曾经是中国经济的主宰国有企业有效地推向市场，那么所确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将子虚乌有。然而，人们在叫嚷着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时，却忘记了给其发放进入市场的“产权门票”。当发现国家对国有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不堪重负，从国外找来公司制秘方除祛病魔时，又明知故犯地丢失了这剂良药的配方“引子”，以致“服药”后的公司制企业走火入魔，成了难以驾驭的怪物。显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承认西方股份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恶果。当为之付出惨痛代价后，才又不得不重新回过头来面对事实。

凡此种种，已经清楚地表明，海南自贸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所进行的建设发展努力，不能只注重某些方面的推进而缺乏整体性的思考，不能不考虑整体中各部分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互动，不能以主观好恶决定软硬环境的建设内容和行为规范的取舍，不能规避政府责任而把很多建设内容简单地推向市场，更不能在没有与整个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某种技术层面的阻断，而为这一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发展提供宽松政治环境的条件下，只是简单地赋予一个空有其表的响亮名头，就不切实际地指望其能够在建设、发展、管理和改革方面，能够通过那种移花接目的投机取巧，而陡然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

如此说来，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和改革，与国家全局密不可分，仿佛人的大脑和整个身体部分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人知道身与首分离之后，一个没有肉体的大脑会是什么体验，但那种感受一定好不到哪里去。有医学专家就曾经坦言，进行头部移植的人可能会面临可怕的命运，他的大脑会被新身体发出的陌生化学和电信号吞没，这会让他发疯。而一个没有肉体的大脑的反应可能与之类似，但它无法表明其痛苦，或者做任何事情来结束它的痛苦。因此，最终成为一个没有肉体的人脑，很可能会遭遇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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