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文明社会，都存在着官吏集团。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人民公仆的管理者或领导者，实际也是官吏集团。如何驯服官吏集团，使他们成为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的公仆、代理人而非一个强势的牟利集团甚至是自己的主人，这不仅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东方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曾经面临的任务。

　　在左佬看来，西方的富人阶级与官吏集团都是压迫穷人的，他们二者是一丘之貉。这个观点没错，但太笼统。在西方资产阶级刚刚上升为统治者时，也面临着官吏集团牟利的压力——议员不断给自己加薪，行政、司法官员腐败，损公肥私等等。面对穷人，官吏当然站在富人一边，但面对富人，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富人敲诈，或是对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千方百计推卸。

　　西方资产阶级除了利用宪政制度从国家机构的框架上来约束立法者、行政者与司法者外，还逐渐建立、完善了一套科层制官僚体系。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这套体系。

　　这套体系就是韦伯先生所说的法理型统治，贯穿其中的哲学原则是形式主义与程序至上论。

　　该体系将官员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政务员系统，另一是公务员系统。政务员都是政治家，是通过选举获得职位的，一般担任政府首脑和各部部长；公务员则是通过国家考试而获得职位的，只能通过台阶一步一个台阶向上“进步”（政务员一般不受“台阶论”限制）。政务员在竞选中和获得任职前，必须向民众、媒体或立法机构公开自己的隐私，举凡履历、财产、配偶、子女等私人信息必须公开，说白了，就是放弃隐私权，跳脱衣舞。公务员的隐私一般要受到法律保护。因此，政务员如果称为“官”的话，公务员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吏”，政务员与公务员合称“官吏”。

　　政务员的职业要求与公务员不同，政务员是“无功即过”，公务员则是“无过即功”。因此政务员要对选民负责，必须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他们不但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大局意识，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怀和端庄的品行。公务员是接受政务员领导和指挥的办事人员，他们除了要有专业技能和丰富的行政经验外，在道德上，只要奉公守法就行，你不能拿政务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

　　有了这一整套的法律法规，西方资产阶级基本驯服了官僚集团，使之成为一只听话的、会捕鼠的猫，而非令人生畏的虎。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先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权力架构，其次是通过竞选产生立法和行政机构，而后在行政机构内部又分设政务员与公务员两个系统。选民通过定期选举制约政务员和议员，政务员则管理公务员并对公务员的过失承担责任。选民的民主监督当然不仅仅是选票，还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和罢工的自由。当这些制度统统运行起来之后，官吏集团就被驯服了。

　　资产阶级必须首先驯服官吏集团、不允许他们凌驾于自己之上，才有可能来处理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关系。总之，我们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权长治久安的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在法律制度建设上的努力，更不能把官吏集团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而不承认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注：本文由网友常戴一枝花 推荐自网络刊载的 作者菊御道 的文章，原文标题为：西方资产阶级是如何驯服官吏集团的？——六评左派大佬的逻辑
，以供广大网友品鉴）